中国经济时报：中国正在推进结构性改革，如何有效地推进改革？

薛澜：中国推进的结构性改革，实际讲的是需求侧和供给侧的问题。

政府的改革最复杂。政府存在两类问题，第一类叫作政府失灵，政府很多行为，跟原来预设的理性行为不一样，不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利益。政府失灵的典型情况就是官僚化的倾向，追求政府规模、地位、特权等；还有就是委托代理所产生的问题。这类问题是内在于政府的，中外各类政府都有的共同毛病。第二类问题叫作政府能力不足，尤其是中央政府，跟现代理性政府运行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相比有很大的差距。改革到了今天，不再是简单的方向判断问题，需要更加科学理性地分析各类政策，中央政府的能力和资源远远不够。

政府失灵和政府能力不足两类问题混在一起，使得政府的工作和改革遇到了很大的挑战，一方面大家对政府抱怨比较多，另一方面大家还嫌政府规模太大。当然，中国政府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均衡。不管怎么说，中国中央政府的规模实在是不大。大家到政府部门去看一看，就会发现公务员“5＋2”“白＋黑”是经常的事情。我告诉国际同行中国中央政府的规模之后，绝大部分人都不相信。所以，这中间其实有很多没有理顺的地方，包括政府的职能。下一步，政府改革需要去理顺哪些是政府必须要做的事，哪些事情可以交给市场或社会。同时，各类公共事务和行政资源在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各级政府如何配置更加优化，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。

中国需要真正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公共治理体系，在这种治理体系里，政府发挥其职能作用，市场能够在产品服务提供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，同时社会能为公共治理提供充分的活力。政府、市场、社会这三个要素在什么问题上应该发挥什么作用？什么是合理的平衡点？这些都还需要不断地探索。这三者之间和谐共治的局面是我们最期望的。这个现代化的公共治理体系没有形成，中国总体的改革就没有完成，中国经济社会的各种潜力就无法充分发挥。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中国社会应该往什么方向去发展，要主动去引导。政府要站到前面，把社会往健康的方向、长久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去引导，这是政府现在需要努力做的。

中国需要考虑的具体政策问题很多。例如，科技进步对社会带来影响的不确定性在加大，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转型到底要花多长时间，中间会有一个转换期，对就业影响会较大。而且新的技术创新可能会带来收入分配的两极化。在这种大的变化过程中，我们的教育培训体系没有能够跟上。因为，在这种转型过程中，最需要的是能够及时更新技能，不断学习，然后去适应新的就业需求。

其他需要推动的改革还有很多，比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，现在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大部分都供给过剩，但看病难的问题多年来仍然没有解决。这就是奇怪的现象。一方面中国对优质医疗服务有这么大的需求，但另外一点，很多医学院的大学生毕业了以后不愿意当医生，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照。在大部分其他国家，医生是最受尊重的行业之一。但目前我们的医疗服务体制使得医生不但名义收入低，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背后的问题就是体制存在的问题。如果我们不去真正深入分析，在这方面达成一定的社会共识，然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那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。

中国的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。现在毛入学率，同龄人能够上大学的达到40％，相当于国际上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。但教育质量的差距很大，而且我们提供的教育跟社会的需求脱节。所以一方面每年有700多万的大学生毕业，但另一方面，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。有很多行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。教育体系怎么样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，如何解决错配也是一个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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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来源：中国经济时报公众号记者刘慧）